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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3(2008年7月20日发行)
【奥运经济特稿】
北京奥运的经济效益
野村证券金融经济研究所 山口正章、郭颖
  野村证券金融经济研究所根据投入产出表估算了北京奥运会给中国带来的经济效应。
  从附加价值(GDP)来看的话,我们预计对经济拉动效果最大的是2008年,约有610亿元,相当于2002年GDP的0.45%,或者是2008年GDP预测值的0.24%。而2004年和2005年应该也有537亿元,并不逊色于奥运会举办年。
  此外,在2006年和2007年,由于公共投资的工程逐渐竣工,公共投资额慢慢缩小,预计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为负值。2008年奥运会的召开和旅游收入的增加将会刺激经济增长,不过,到2009年,由于上述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消失,预计将拉低GDP增长率 0.24个百分点左右(若以2002年的GDP值为基数的则为0.50个百分点)。
  根据上海证券报等媒体报道,2002年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相关的公共投资总额约为2,800亿元,运营费为167亿元。投资项目可以分为很多种,但多数投资在建设领域的,因此,我们在做投入产出分析时把这些都归为建设产业的投入。运营费方面,我们将此全部归为为文化、体育产业的投入。
  至于奥运会召开期间的旅游收入,我们预计将有177亿元,此数据是以北京市旅游局公布的游客预测数为依据进行计算的。假定旅游收入的明细与全国整体旅游收入的明细比例一致,将旅游收入按比例分配列入相应产业的投入。
  我们常常听到“后奥运经济低迷”的说法。而奥运会等大型国际活动的主办国在活动结束后也确实都有经济发展速度变慢的倾向。因此,人们经常讨论北京奥运会后作为主办国的中国是不是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的确,从东京、汉城、以及近几年的亚特兰大、悉尼、雅典等各届奥运会的各主办国在奥运会举办前后的GDP增长率来看的话确实有此倾向。(见图1)。

图1 奥运会主办国的GDP实际增长率


  以日本为例,“奥运景气”从1962年10月持续到东京奥运召开的1964年10月。可是到了奥运会结束后的1965年,就出现了“65年经济滑坡”(见图2)。

图2 东京奥运会前后的日本经济


  那时,日本为了奥运会的顺利召开,进行了首都高速公路和东海道新干线的建设,当时的投资总额为1万亿日元左右。并由次引发了建设高峰,带动了国内的景气,与1963年54.5亿美元的出口额(以报关数据为基准,同比增加11%)相比,同年的进口额升至67.4亿美元(同比增加20%),贸易收支(以国际收支统计为准)出现了2.1亿美元的逆差,与前一年的2.4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为此,日本银行于1963年12月提高了法定存款准备率,采取了窗口指导等措施。另外,日本央行于1964年3月份把基准利率从5.84%提高到6.57%,货币供应量(M2+CD)的同比增速也从1963年6月的25.6%下降到1965年5月的15.0%。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增长率从1964年的4-6月期间到1965年末也是持续下降的。
  当然,除了投资减少这一原因外,民间消费不强劲也是GDP增速降低的主要原因。实际上,从奥运会举办前的1964年的第3季度,民间消费增长就已经放缓。投资额减少的影响在奥运会举办前就已经显现出来了。
  1988年汉城奥运会,主办国韩国的GDP增长率在会后也大大地降低了。经济增长率在奥运会召开的1988年为10.6%,而第二年就降到了6.7%。当然,韩国出现增长减速的原因和日本不同,是由于外需的低迷。韩国的民间消费、投资在奥运会后还保持着一定的增长。但外需方面,1988年的贸易顺差为135.4亿美元,而到了1989年,却一下子比前一年减少了64.6%,这是韩国GDP负增长的主要原因(见图3)。贸易顺差的减少主要有2个原因。一个是韩元长期升值。韩元兑美元的汇率,1987年上升了6.9%,为819.7韩元/美元(年平均值,下文同);1988年升值11.3%,为727.3 韩元/美元;1989年再升值7.7%,为671.4韩元/美元。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是工资水平急剧提高。韩国的全产业平均月收入从86年的32.4万韩元到90年上升为64.3万韩元,翻了一番。特别是1988年到1990年之间的3年增长得特别快,其增长率分别为15.6%、21.2%和18.8%。这两个变化导致韩国的出口竞争力下降,贸易收支急剧恶化,导致1990年的贸易赤字达到30.8亿美元。

图3 汉城奥运会前后的韩国经济

  此外,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后,其主办国澳大利亚的GDP增长率也从奥运会召开年的3.4%降为第二年的2.1%。不过,澳大利亚的GDP增长率下降在我们看来主要是由于IT泡沫经济引起的世界需求的衰退。
  从这一点来看,中国在奥运会后出现经济低迷的可能性比较小。因为北京奥运会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没有东京奥运会对日本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大。东京奥运会的时候,与奥运会相关的公共投资额为1.07兆日元,相当于1964年日本GDP总额的3.6%。同时,汉城奥运会时的公共投资额为2.38兆韩元,其在韩国GDP总额(1988年)中所占的比重虽然比东京奥运会要小,但也有1.7%。而北京奥运会的公共投资额为2,800亿元,其在中国2007年GDP总额中所占的比率比汉城奥运会的更小,仅为1.1%。考虑野村证券金融经济研究所预计2008年中国的GDP增长率为9.2%,若以2008年GDP为分母的话,此比率预计将低于1.0%。
  此外,1958到1963年是日本电视机急剧普及的时期,因此,也可以说奥运会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人们对电视机的需求(当时电视机的价格相当于年轻人一个月的工资,电视机消费对社会消费的拉动效果比较大)。而这一点则对中国的影响不大。中国的电视机普及率在2006年末已经很高,其中农村为89.4%,城市为137.4%。因此,不大可能出现像东京奥运会时的日本那样,对社会消费产生较大刺激。(见图4)。

图4 电视机普及率上日本和中国的比较


  当然,还是存在着电视机更换需求变强的可能性。中国从2002年开始,平板电视(FPD电视)的市场就一直持续扩大。而中国政府宣布将以高清广播来转播奥运会比赛实况的消息后,电视机厂商也有意识的加强了这个部分的广告宣传。根据中国电子商会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表的“2007年第二季度的中国FPD电视城市消费者需求调查”,中国现有的彩电存量约为4亿台。其中,FPD电视约为1,000万台,预计2007年FPD电视的台数为1,500万台,城市家庭中的普及率将上升为10%。
  实际上我们关注的重点并不是奥运会的经济效果,而是奥运会在社会结构方面给主办国及主办城市带来的的长远影响。
  比如:东京奥运会的时候,日本就模仿德国,在奥运会开办前的1962年成立了少年体育团体,其规模在奥运会后急剧扩大(见图5)。1976年由于开征入团费,团员数一时间大量减少,但影响短暂,此后入团人数又开始逐渐增加,10年后的1986年入团人数为112万人,超过了1975年(111万人)的水平。(当然,之后由于出生率下降等原因,出现了递减趋势。)

图5 少年体育团的人数


  因此,北京奥运会的召开应该也可以提高国民参加体育运动的热情。从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公布的数据来看,中国的体育人口比率在2004年达到了37.1%,比2000年上升了3.2%,不过,还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发达国家的体育人口所占比率为50~70%。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制定的体育人口所占比率目标是在2010年前达到40%。另外,体育人口所占比率和居民收入水平成正比。收入水平较高的北京市,2005年的体育人口所占比率为52.4%。今后,随着中国个人收入水平的整体提高和北京奥运会的刺激,中国的体育人口所占比率会进一步增加。
  在中国,虽然公众对奥运会参赛选手取得金牌枚数的要求很高,但普通大众的体育活动的普及却远远不够。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对青少年的体力运动能力调查(2005年)以及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第二次国民体质监测公报的结果,我们发现在19岁以下男女的身高,体重、握力、50m跑、立定跳远等项目上,中国青少年的平均运动能力,与遗传因素较近似的日本人相比略有逊色。虽然在学校课间餐时间提供牛奶这一工作的普及中国比日本晚是一个原因,但普通人参与体育运动的机会相比较少应该是更主要的原因。
  此外,预计中国体育用品市场的规模也会有很大的变化。中华工商时报2007年3月27日的报道指出,2004年,中国的体育用品销售额为42亿美元,预计2008年的中国的体育用品市场规模为62亿美元。
  与此同时,奥运会的召开也会带来社会观念的变化。比如:1964年被认为是日本男性休闲装流行的元年。因为那一年,日本年轻男性中开始流行加入了美国大学生的流行元素的IVY装(纽扣衬衫配瘦直统裤),在东京银座的美幸大街,到处可以看到此种打扮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被称为“美幸族”,“美幸族”成为了一个社会现象。而女性方面的流行的话,1960年代在英国开始流行的超短裙于1966年登陆日本。同时,法国菜,意大利菜等外国餐馆也在此时涌进了日本。
  随着东京奥运会的举办,日本开始有意识地引进发达国家的标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合成树脂垃圾桶的普及。作为迎接奥运工作的一项,东京都为了解决道路上的公共垃圾箱的散乱及因此引起的汽车通行困难等问题,接受了纽约市的建议,于1960年彻底改变了垃圾收集系统,取消公共垃圾箱的设置,改为家庭(店铺)垃圾自主保管,定期由垃圾车收集。此举唤起了家用垃圾桶的需求。积水化学公司是日本最大的聚乙烯产品制造厂,该公司于1961年推出了“合成树脂垃圾桶”,受到了消费者的极大欢迎,享受了市场扩大带来的好处。
  而在汉城奥运会前后,韩国社会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韩国,外国人常常会遇到出租车拒载和被要求与陌生人搭车的困扰。但是,随着汉城奥运会的举办,如何给外国人创造便利条件这一话题曾被广泛讨论,并于1992年引入了“可不同坐一车”模式的出租车系统。现在,汉城的普通出租车中还可以利用手机翻译服务。
  此外,1988年是汉城奥运会的召开年,为此,韩国开始执行“食品卫生法”,禁止销售,陈列“令购物者不快的食品”。这样一来也就同时限制了露天的食品销售。因此,从那时起,街头的露天市场开始慢慢减少。
  中国在2003年的SARS危机后,大城市市民的卫生意识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露天贩卖生鲜食品的市场减少,食品超市不断地增多。此外,由于最近的各种食品丑闻,中国政府为了给外国游客以良好印象以及减少出现负面消息的可能性,开始对食品的安全性问题极其重视。市民的卫生意识也急速提高。随着北京奥运会的召开,这种卫生意识的提高也有利于提高食品超市和大型超市在以北京为首的中国各大城市的影响力。
  北京市从2005年7月开始实施《北京市商业服务行业迎奥运3年计划》,以实现零售业的规范化、现代化、国际化。该计划中对零售业和餐饮业作了如下的规定:
  ①通过无障碍设施改造方法来优化大型商场和购物中心的购物环境。
  ②加大对假冒伪劣产品的取缔力度。完善食品超市的食品安全保证系统和低温运输系统。
  ③撤除影响交通安全和有质量问题的小规模杂货店、促进露天市场向百货商店和超市等现代化零售业的优化升级,于2008年7月末之前,在社区新建超市和便利店1,000个。
  ④制定餐饮业的安全基准,加强对原材料的安检,多引进餐具消毒设备。
  从这些规定中,我们可以发现,虽然中国存在消费品制造业不够集中、难以对众多的小规模制造厂进行监督这一实际情况。但是中国政府已经开始意识到要加强培养连锁超市、便利店等大规模的零售业,以便在流通阶段有效排除假冒伪劣产品。
(野村证券金融经济研究所提供)
作者简历
山口正章 野村证券金融经济研究所亚洲调查部部长
  1967年出生于神奈川县,1985年毕业于一桥大学经济系同年加入野村综合研究所。1990年1月到1993年7月期间在香港工作,为亚洲日本股份调研分析的创办者之一。1997年加入新成立的野村证券金融经济研究所。是极受欢迎的日本的食品股票分析师。随着日本企业在亚洲各地的发展,在2001年到2003年期间一直位列日本经济最受欢迎分析师排名榜首。从2006年7月开始担任野村证券金融经济研究所亚洲调查部部长。著有《中国经济时代》(合著,东洋经济新报社)、《香港和华人经济圈》(合著,日本能率协会)等
郭颖 野村证券金融经济研究所亚洲调查部策划师
  1979年出生于中国辽宁省沈阳市,1998年赴日,1999年就读于一桥大学商学部。2005年在一桥大学商业系完成MBA5年制学业,曾就职于松下电器,后来加入了野村证券金融经济研究所。专业为关注中国经济、产业动向的亚洲股票投资战略和中国本土股票市场的动向分析。著有《中国经济时代》(合著,东洋经济新报社)
野村证券金融经济研究所介绍
  野村证券金融经济研究所是日本权威的经济、产业、企业调查机构,是1997年脱离野村综合研究所后成立起来的,主要对国内外的证券市场、经济、产业、企业进行调查、分析和研究。在每年的最受欢迎分析师的评选活动中,前几名有很多是来自野村证券金融经济研究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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