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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7(2008年9月20日发行)
【中日交流】
中日历史认识:差距与解决之道——以理性为基础的分析
 

   中日两国对涉及两国关系的近代历史认知存在很大差异,这是较长时间以来一直困扰着两国政治家、并对两国关系造成负面影响的一个事实。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看待以及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最近,本刊编辑部就此采访了本刊顾问、历史学家王和先生。以下是采访记录。

  问: 中日两国对于近代以来历史的认识,向来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前几个月《南方周末》曾以“魂兮魂兮”为题,发表了纪念抗日战争爆发70周年的一组文章,标题非常醒目:“他们的〈军刀·神社·天皇〉”, “我们的〈传统·家国·忠烈祠〉”,意在说明中日双方的立场显然完全不同,且无不认为自己的认识是正确的。这是说明这种历史认识差异的很好的例子。中日两国近代以来的历史难道不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吗?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大的历史认识差异呢?请讲讲您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介绍 王和介绍 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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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和,安徽桐城人,1948年生。1980年考取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先秦史专业研究生,师从赵光贤先生。1983年毕业,获硕士学位,同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编辑部工作。1985年获编辑职称。1988年经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批准,破格晋升副编审。1993年被评为编审。 现任《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两刊副主编。
  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历史学年鉴》编委,北京师范大学等六所全国重点高校兼职教授或客座教授。 自1984年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史学月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杂志发表论文五十余篇。 专著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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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 中日两国对于近代以来历史认识有着很大差距而且由来已久,这是一个客观存在。历史认识当然要以历史事实为基础,但仅仅以历史事实为基础并不能完全解决认识差异问题。现在的困难在于双方的矛盾已经集中体现于就此问题的相互指责,而我个人认为相互就此指责对方是无济于事的。越是相互指责,对立就越尖锐;而对立越尖锐,解决就越困难。所以,这是一个解决起来难度很大的问题。但从日中两国的长远利益来讲,这一问题又必须解决,否则显然对双方都不利。

  我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弄清造成历史认识差异的根源。而要弄清造成历史认识差异的根源,首先必须弄清什么是历史认识,然后才能解释为什么会有差异如此之大的历史认识。以此为基础,才谈得上解决的问题。

  就像我前面讲的:历史认识当然要以历史事实为基础,但仅仅以历史事实为基础并不能解决认识差异问题。为什么?因为历史事实要靠人来解释,而不同的人由于身份、经历、利益和立场的不同,对于同一历史事实的解释往往差距极大。

  举个例子来说,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假如邓小平、江青、巴金这三个人,每个人都写了一本《文化大革命史》,那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虽然他们三人都参加了这场“文化大革命”,亲身经历甚至“领导”了这场“革命”的全过程,但对于“文革”究竟是一场什么性质的运动?它为什么会发生?又为什么会失败?其历史意义是什么?有哪些值得思考和总结的经验教训?诸如此类的问题,他们各自之间的认识与评价差距肯定天差地远,而且无论怎么商量妥协(假设他们能够坐到一起商量),也绝不可能达到认识一致。原因在哪里?就在于他们的身份、经历、利益和立场完全不同,所以他们的认识便不可能一致。这里牵涉到的不单是革命与反动、正义与邪恶的问题——你可以说江清反动和邪恶,但邓小平和巴金的认识差距为何也那么大呢?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的身份、经历、利益和立场不同,所以思考和认识问题的角度和方法就不同。

  不但是一般人如此,即使是对那些以追求历史真相为人生目的的历史学家来说,同样也是如此。在19世纪以前,历史学家曾经以为历史认识是能够一致的,至少对于他们这些以追求历史真相为目的的历史学家来说能够一致,因为历史真相只有一个。所以西方有个非常有名的叫兰克的历史学家说:历史学家应当做到“历史是怎样就怎样描述”。这曾经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被几乎所有历史学工作者奉为座右铭的观点。而中国的历史学家也说过类似的话,例如讲历史学家记载历史应当“秉笔直书”,“不隐恶,不虚美”,也就是实事求是地书写历史,是怎样就怎样。但后来由于历史认识论的发展,才使历史学家逐渐认识到“实事求是地书写历史”只能是历史学家的一种主观追求,却不可能使他们的观点和看法在实际上达到完全一致。

  也举一个例子。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各国历史学家写了许多关于一战的著作,结果他们惊奇地发现,虽然这次战争是他们每个人都亲身经历和了解的,而且他们都努力秉承“历史是怎样就怎样描述”的崇高原则,希望尽可能地去除一切个人的偏见。但实际上他们对于许多重大问题的判断和评价,包括战争的起因、各国政府的表现和责任等问题,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学家的评价往往有很大差距。而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学家在具体的评价和描述中,都不由自主地替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所作所为辩护——包括那些战败国的历史学家也是如此!由此,而使世界各国的历史学家开始认真思考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历史认识中的主客体关系问题。从而使他们逐渐认识到:由于时代与环境和自身地位所决定和制约的人们认识历史的立场、思想、感情、方法、角度与条件的差异,精确地、不走样地、完全符合历史实际地解释历史是很难做到的,但是逼近历史真实是可能做到的(当然仅仅是就历史演进的主要脉络而言)。而在这种逼近历史真实的过程中,总是必不可免地要带有时代和个人的痕迹。历史学工作者总是依据其所处时代所能提供的条件和面对的问题,以其自身所形成的历史意识和思想方法为基础,对历史作出各具特色的解释。

  从这个角度看,中日两国(包括两国的人民、政府和学者)在历史认识上存在差异是必然的。

(未完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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