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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10(2008年11月20日发行)

【评论分析】

美国金融危机及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木下俊彦 (早稻田大学教授)

1963年庆应义塾大学/经济学部毕业。

曾任:日本进出口银行(现国际协力银行)、海外投资研究所长、海外投资研究所顾问、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委员(客座)

大阪大学经济学部客席讲师

庆应大学大学院经营管理研究生学科客席讲师

早稻田大学商学部/商学研究生学科专任教授

  在10月10日,七国集团(以下简称G7)会议宣布采取行动计划,G7国家将向金融机构注入公共基金,以应对这些机构由于资金紧缺而引发的信贷困境。这项计划取得了包括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二十国集团(G20)国家的支持。计划一经宣布,美国政府紧随一些欧盟国家,决定向银行系统注入2500亿美元的新资金,这项公共基金来源于之前宣布的7000亿美元的经济救市计划。另外,作为对联邦储备委员会收购商业票据的补充,联邦保险将扩展到小企业的银行同业信贷和所有的不附息帐户。

  虽然一开始股市立刻对这些措施做出了积极反应,但在股票价格看似趋于平稳一两天后,在纽约和其他地方又跌了下去。全世界的投资者仍然紧张地关注着实体经济的未来。基本上,现在出台的诊断措施是针对急症的,而对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的分析,以及防止跟当前危机相关联的实体经济的进一步恶化,它们还不能酝酿出一个全新的金融监管方案。因此,对战后经济的未来前景,我们仍然处于迷茫的状态。抛开几个大国采取的紧急行动不谈,我们现在分析下国际金融体系的根本问题。

  首先,美国当局一直呼吁日本以及其他亚洲国家,应该从以银行为基础的问题金融体系,即间接筹资,改革为以股票市场为基础的直接筹资的美国模式。现在,面对美国次贷证券化引发的泡沫和它席卷美国和欧洲金融机构的破坏效应——而这些需要庞大的资金注入,这个观点应该值得强烈质疑了。可能美国当局曾经很得意于从日本经验那里学到的处理泡沫经济的能力,就像他们所表示的;而事实上他们没能解决它,直到他们(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在“失去的十年”的后期,像日本一样采取了同样的措施。换句话说,美国不具备一个可以有效地防止泡沫经济的完善金融制度。情况更糟的是,美国金融体系是世界其他国家的模式特征,因为它是一个全球体系。这是日本和美国应对泡沫破裂的根本区别。可能还有很多问题,例如,对金融机构(包括套头资金)调整和监管不到位,以及整体上金融体系的社会政治背景过多等。这样,对重建现存美国模式的金融体系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哲学观”,仍然是个很严肃的问题。

  第二,通过规避可能的问题金融体系,调动其金融资源,美国经济过去已经维持了相对高速的发展,而同时继续其所谓的“双赤字”,至少在发达国家中做到了。来自外部的巨额投资基金流入和导致的美元升值,使美国经济的表面上(虚假的)高速增长的成绩和潜能成为可能;而更大的可能是,这不会再继续下去了。既然外国投资者现在已经很清晰地看到,美元的价值是由外汇储备丰富的国家挺起来的,例如中国、日本、石油产出国等(甚至许多美国人在尽力分散他们的美元资产风险),在美国的投资银行和保险公司巨头没落后,美国当局就开始处于承受经济操纵的巨大压力的境况,而这些过去通过印制美钞(国库券等)就很容易解决了。换句话说,美元的未来价值将被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密切关注,而他们的忧虑也不会太早的除去。这意味着,对于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的担心,将从根本上继续。

  第三,跟上面几点相关,是关于国际金融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支援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尤其在经济危机期间。建立在通常所谓的“华盛顿共识”之上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包括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其他包括WTO(世界贸易组织)在内的组织,自从1997-1998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这个体系已经受到批评并要求进行改革,IMF的建议存在的问题受到广泛指责。(例如,参看Philip Bowring“亚洲觉醒的忿恨”,《国际先驱论坛报》,2008.10.14;) 但是,其改革的方向仍然有待阐明。最近,IMF又出现了基金使用紧缩的问题。作为回应,英国首相布朗和法国总统萨科奇同中国当局一同提议创建一个“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其由新兴经济体同美国和其他先进国家一起领导。但是美国政府到目前为止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宣布了一个新的方案,通过利用日本丰富的外汇储备,来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金融问题——不是直接地,而是通过IMF。这个倡议看似受到中国和一些石油产出国的支持,它们将愿意加入这个计划。日本的倡议公布后,马上被IMF原则上采纳,并用于帮助冰岛和乌克兰。但是,IMF财政通常制定有严格的条件性和监督性,由于目前出现的情况,这次新的借贷监督可能将比以往要放宽,但仍然会有一些条件以防止道德危机。有理由主张IMF不应该无条件地对任何国家放宽其财政,因为一些国家将不仅会面临资金流动问题,还会面临偿还能力的问题,这是不能与十年前金融危机时期的亚洲国家相比的。在这方面,我们将耐心地观察IMF的新方案将怎样施行。

  通过这些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如下:

  (1)20世纪后期建立的,通过金融市场为美国巨额经常赤字融资的世界金融构架,将不会在21世纪的后次贷时代运转。

  (2)看似越来越内敛的美国,自己好像不太可能采取果断行动来改革现行的金融体系,毕竟它已经给自己带来了太多好处。 但是,美国会被迫采取一些必要的平衡措施,即使是不情愿的,因为在不久的将来来自外部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在未来的若干年,这可能削弱美国的内需和进口。

  (3)日本及中国即使对美国的以自我为核心的行为不满意,也不太可能提出一个全新的金融方案,从根本上改变现状,因为它们现在的经济与美国纠缠的太紧了,他们除了与美国合作外别无选择。

  同时,我们需要谨慎地观察与这个事项相关的中国国内政治,中国的立场会徘徊在“国际派”和“内向派”之间。(我们可以鼓励前者,虽然不能直接,但可以间接。)另一方面,欧盟国家表面上比日本和中国有较大的自由空间,但当前正紧盯着在全球经济中取代美国的位置。

  这样一来,就有点像王朝交替时期:美国曾经一直以来按照华盛顿共识提供国际公共品,而现在这个世界正在失去这个风向标,同时又没有人能够替代美国的位置。在这样一个时代,常常会导致最好的是合而不同,最坏的是分而不和。换句话说,我们仍然处于一个局势很不稳定的世界里。希望G7(或G8)国家的领导人能够果断地进行更多的合作措施,使世界经济从传染性的金融危机中走出来,以防止自我中心的扩散,例如“市场原教旨主义”或“仇外主义”的极端形式,它会从政治上分解这个世界。同时,中国和印度应该成为G7(或G8)扩大后的新成员,如果他们打算分担国际公共品创造和维护的义务,以成为这个世界的责任代表。

英文原文已于10月16日在互联网(www.glocom.org)上发表过。/英文/ /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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