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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13(2009年1月5日发行)

【中日交流】

中日两国年轻人即使在意识上存在差异,也会促进相互理解

——在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的思考

东海大学 政治经济专业 教授 小野丰和

  美国发生的金融危机给世界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一些和公司没有直接雇佣合同关系的非正规劳动者迎来了他们失业的时代。即使是在席卷了世界市场的日本汽车行业,丰田也陷入了一边声明“保护正式职员和内定职员”,一边不得不做出生产调整的窘境。就算丰田予以否定,但令人担心的仍然是大学生的“内定裁员”问题。对于梦想着崭新天地的他们来说,这将是个很大的打击,很担心他们能不能振作起来。在等级社会和自杀都已被社会问题化的今天,年轻人应该如何生存下去。

  在具有中日交流30周年意义的2008年,我们创建了“鉴真和尚纪念・逆渡航中日青年交流计划实行委员会”,带领从全国公开征集来的30名学生访问了中国。在大约1250年前的唐代,应大和朝廷的邀请,作为遣唐使的鉴真和尚违犯国家禁令,但他没有屈服于5次的失败,终于在第六次踏上日本的国土,不仅弘扬了佛教的戒律,同时也将当时最先端的技术带到了日本。从渡口出发,(我们)开始了驶向中国的逆渡航之旅。我们不仅参观了和鉴真有关的寺庙,同时也为了中日两国青年交流计划的实现,访问了扬州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4所高校。在这里我主要介绍一下我们在复旦大学就围绕“自杀”和“女性走入社会问题”展开的讨论以及得出的结论。

  事先已经准备好了作为讨论材料的民意调查(对象为日本学生、来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以及在中国学习的中国学生和日本留学生)。我们参照调查的数据展开了辩论。

  据统计,日本年均自杀人数约为33000人,而中国约为28万人。从人口比来看,较之日本2.5%的自杀率,中国的自杀率稍低,为2.1%。从学生那里征询日本人自杀的原因,日本学生认为“家庭破裂”占第一位,其次是“学校遭欺负”、“因为少子化的原因同他人的交流不足”等等;而在日本居住的中国留学生则认为“学校遭欺负”占第一位,其次为“家庭破裂”、“网络犯罪”等问题;中国当地的学生认为首要原因是“考试、就业失败”,其次是“家庭破裂”、“欺负问题”等等。

  另一方面,关于中国人自杀的原因,日本学生认为第一原因是“考试、就业失败”,其次为“父母对孩子期待过高”等等;中国学生也将“考试、就业失败”列为第一要因,同时认为“家庭破裂”也是同等重要的原因。从留学生角度看,中国留学生将“考试、就业失败”列为第一要因,但日本留学生认为“考试、就业失败”、“家庭破裂”、“网络犯罪”三者同等重要,没有确定的答案。

  在实际的讨论中,日本学生举例说明了如今流行于年轻人中的网络犯罪(诱导自杀的自杀网站等)。而中国学生表示无法理解,在中国,如调查所示,很多自杀是“考试、就业失败”造成的。并且,现实生活中,苦于生活的农村女性自杀人数占总自杀人数的大半;城市方面,因为“考试或就业失败”、“父母等的压力过大”等原因自杀的人数较多,对于像因登录日本流行的自杀网站而自杀的,这些未曾谋面的自杀者表示无法理解。

  接下来关于“在女性走向社会过程中的重大问题”进行了辩论。向中国学生征询对日本社会现象的问题,“(日本是)仍然有男尊女卑思想残留的社会”占第一位,其次是“高学历未婚率高(的社会)”;中国的在日留学生也认同这样的说法,居三位以后的看法分别是“伴随着少子高龄化的看护问题”、“经济独立”等。另一方面,日本学生则认为占第一位的应该是“少子高龄化问题”,其次是“男女歧视”、“高学历未婚率高”、“养孩子难”等问题;在中的日本留学生认为“养孩子难”占第一位,其次是“未婚率高”,同时也指出其实这个问题没有像说的那么严重。

  另一方面,关于中国社会怎么样这一问题,中国学生认为和日本一样,首先是“男尊女卑的社会”,其次是“高学历女性的未婚率高”、“独生子问题”、“家庭破裂”等;日本学生则认为“独生子问题”占第一位,其次为“男尊女卑”、“经济独立”等问题。正在留学中的日本学生也认为“独生子问题”占第一位,其次是“未婚率高”、“就职困难”等。

  拥有世界最多人口---13亿人的中国,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70年代,引进了“计划生育政策”。即一般每个家庭只生一个孩子,生育第二胎孩子将要支付高额罚金的政策。这样一来,独生子便集家中大人---父母以及祖父母6人(均健在的情况下)的宠爱于一身。从另一个角度想,独生子们也不得不独自承担起照顾父母生病以及晚年的义务。反过来说,集大人宠爱于一身的独生子(称之为“小皇帝”)被溺爱着长大,缺乏独自做家务的经验,因此也就出现了这些“小皇帝”无法自立的问题。“独生子问题”不是三言两语能解决的,它有着复杂的侧面。虽然此次主要是以女性问题为视点展开的讨论,引出了男性承担抚养父母义务的问题就不用说了,同时也引出了娇生惯养的独生子们社会适应能力欠缺的问题。

  在辩论中,日本学生遇到了很意外的问题。当被中国学生问及“日本的专业主妇很多,她们的存在被认为有很大的价值吗”、“没有一技之长就离婚的话不会感到困惑吗”等问题时,日本学生一时语塞。在中国,女性走入社会是很理所当然的,无论是工作还是结婚,女性都有依靠自己能力选择的权利。中国学生多数认为“日本人也应当大力地主张权利”。日本在雇佣方面能够保障福利保健的充实,因此女性在丈夫的抚养范围内工作,不少女性抱有这样的想法:“即使结婚休假,育儿休假,想要再回归(工作),也是可以的啊”。也就是说,日本女性“比起社会自己的家庭所属意识更高”,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出这是生活习惯的差别。更有意思的是,关于高学历女性不结婚的理由,中日双方都举出了“三高”之说。在中国,据说是因为女性自身“高收入”、“高学历”、“年龄大”,与之条件相符的男性不足的关系。日本女性期待的“三高”男性为“个头高”、“高收入”、“长得帅”,而因为与符合这些条件的男性邂逅的机会太少,至今也不愿妥协。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男尊女卑社会这一恶习是中日两国共同存在的根深蒂固的问题。虽然可以说意识是在传统和社会习俗中培养出来的,但仍然可以感觉到,在中国,男女差别社会是男女歧视意识得以保存的原因,已成为妨碍女性走入社会的重要原因,这和在某一个层面保护下的日本女性的意识是有差别的。并不是没有结婚意愿的中国女性,是否只要“计划生育政策”还在继续实行,那么结婚难的问题就难以解决?即使是因为粮食问题等不得不抑制人口数量,但这个国家将来能否安泰让人感到很忧心。

  虽然在激烈的辩论中双方的主张都有冲动的地方,但青年人的头脑比较灵活,他们都表现出能相互接受对方的态度。看到这些认识到差距,承认差距,并且愿意相互理解的年轻人,我们也可以看到中日未来光辉的前景。在这次解冻“政冷经热”的中日关系,迎接两国关系春天的旅行中,我感受到了“民民外交”的重要性。以上就是我们此次中国之旅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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